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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朱子也很重视体验、体会。

到了1905年, 更重要的事件就是清朝政府决定结束科举制度。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注重宇宙论建构的儒学体系。

儒家思想在20世纪的经历、历程和展开, 面对这些冲击挑战所作的回应, 也可以说是对应着这五个阶段来展开的。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动员期, 形成了一股启蒙的思潮, 这个启蒙的思潮呼应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, 也是以批判传统作为20世纪一个主要的基调, 儒家被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对立面。三、儒学的潜隐和在场 儒学的存在不能看作只是一个有哲学家存在的一个存在, 不能认为有儒家哲学家才有儒学存在, 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。但是更重要的, 我们看到贺麟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, 就是他对儒学复兴做了一个设计。到了辛亥革命以后, 他把这个问题提得更突出了, 几次他自己和通过他的学生提出了这样的法案, 就是要立孔教为国教, 定孔教为国教。

这些方面都是儒学复兴运动要参与的重要工作。熊十力在50年代初期写的《原儒》提出要废除私有制, 荡平阶级, 这就是吸收社会主义的思想。[11] 子夏以文学见长，孔子责之以汝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[12]。

如上面所说，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，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。自我超越与自我实现是统一的，用孟子的话说，就是万物皆备于我，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作为超越的形而上的实体的天道下贯而为人性，此超越性中又体现出内在性的特征，这就是内在超越。儒学的形上学与宗教性只能落实到自然目的论上来讲，这与西方的实体论是完全不同的。

心有血肉之心，有道德本心，后者就是从形而上的理的意义上说的。如果以此为手段以达到其他目的，如要名求利，这就是为人之学。

这句话是对于当时的学习风气的批判。仲弓长于德行，但讷于言而敏于行，时人有评价其只知仁而不知佞之机变，孔子则称赞仲弓，虽然不一定称得上仁，但佞却是绝不会去做的。兴私学，办教育，自孔子始儒家学者已经在这方面付出很大的努力，并保留下来很多宝贵的教育思想。以基督教来说，上帝既是人格神的观念，也是绝对的实体。

但中国哲学从本质上说，并非实体论的。[30]《二程遗书》卷2上，《二程集》。换句话说，抛开真诚恻怛、是非之心、好恶之心的一念良知，别无所谓道德本心。天与心的概念则不能简单地用形而上与形而下来规范。

儒家重视教育、教化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儒学又被称为儒教。但是否此人格神被转化为一形而上的实体，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。

就中国哲学来讲，形而上的概念出自《中庸》，其意义则是至宋明理学特别是到二程、朱熹才确定的。对人、事的品评在《论语》中有很多的篇章，不再赘述。

究其实，都是实体论这样一个前提性的错误。[31]《答张横渠先生子厚书》，《河南程氏文集》卷2，《二程集》。在孔、孟这里，仁与性的普遍性也有其超越的依据，此超越的依据也是自然目的。道中庸说的正是此人文教化的普泛性，极高明说的正是其所欲担荷的使命与达成的目的。孔子的学生子路也以桀骜不驯而闻名，后为孔子折服而收为弟子。牟宗三先生则有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说法，新外王包括学统与政统，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为主要内容。

但此存在并非如牟宗三先生从实体论上定位的，也正因为如此定位，牟宗三以朱熹所说的理是只存有不活动的实体。孔子教育他的儿子孔鲤也是要学诗、学礼，否则无以立言、立行。

如孔子评价子贡不如颜渊。程氏弟子中有名的有谢良佐、尹和靖、游定夫等等。

说到儒学的宗教精神，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先生有内在超越这样一个说法。王阳明在提倡致良知宗旨的一开始还特别提到一个理障的问题，他这样对其学生陈九川说：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，此正所谓理障。

其次，这种人文教化以为己之学为根本特征。至于孔子的立身行事，孔子本人这样对学生说：二三子，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，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正因为这样，子贡自承不如颜渊，因为其可以闻一而知十。可见，孔、孟所讲的仁体与性体更无法从形而上的实体来落实，而直接与经验的心理情感发生关系。

由宋明理学再回头看看孔、孟的传统。[25] 由此可见，牟宗三先生讲内在超越，有一个前提性条件，就是以天（或天道、天命）为一形而上的实体，此形上的实体或兼具人格神的特征，或仅有哲学意义。

朱熹无疑是理学家中最富有分析精神的一个，理的形而上的特征就是此分析精神的体现。就这几点来说，它所要解决的是现实人生的道德实践问题。

王阳明早年在私塾学习，就是为了求为圣贤，而不是求功名。[18] 这就是说我之行事，对你们没有什么隐瞒的。

如程颐，则以严厉见称，其兄称之可维护师道尊严。如子路就常常对孔子之行径提出质疑，甚至指责。前者把天道推远一些，天仍为人所敬畏的对象，保持其超越性，从情上说是人格神，从理上说是形上的实体。在这种教育方式下，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，可以对老师提出质疑，甚至于互相争论。

理不是实体，朱熹屡屡强调（理）不是说有个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，说明的就是这一点。学而优则仕倒反映了孔子的一种理想，即不仅仅要独善其身，而且要兼济天下。

冉有善于政事而为季氏聚敛，孔子告诉他的学生们说：非吾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[14] 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。

[10] 这些学生可以说是孔门中比较著名的几位，才能各有特点，但孔子最重视的还是他们的德行。天、天命与天道是自然目的的共同表述。